外语产出中的语音协同及影响因素
林洁绚1、陈小聪2、蔡任栋1、严恒斌1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 香港中文大学
简介
2020年外语类核心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刊登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林洁绚等题为“外语产出中的语音协同及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外语使用者在和本族语者交流后，在语言理解、产出等各方面的特征向本族语者趋近，这一趋势被称为趋同或协同（alignment / convergence）。本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接触英语本族语者的单词发音后，虽然没有被要求模仿，但在接触后，学习者在英语元音上的声学特征比接触前更接近本族语者的语音特征。而且，这种协同程度受到语言因素的调节，即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接触前的元音声学距离越大，协同程度越大；不同元音上的协同程度存在差异；而一些非语言因素则对协同无预测作用。本结果对语音协同理论、语音教学有所启示。
文献初步表明，外语使用者与该语言的本族语者接触后，他们的语音特征会向本族语者的发音趋近，即他们的发音会越来越地道。然而在日常的语音教学中，我们经常听到学生反映模仿英语本族语者发音困难，即使是有意识地模仿目标语音，发音也难以变得地道。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语音学习的悖论，说明外语协同并非必然。那么外语语音协同的机制是什么？协同程度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不同理论对协同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知加工理论认为，语音协同是联系语言理解和产出的重要纽带。听话人在听到他人的话语后，他人语音的特征会在记忆中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可能影响听话人原有的表征，进而体现在其后来的发音，产生协同（Goldinger, 1998）。类似地，也有理论认为协同实际上依赖的是启动机制（Pickering & Garrod，2004，2013）。
而交际适应理论（the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Giles et al. 1991；Shepard et al. 2011）则指出，协同反映的是说话人希望与对方保持的社会心理距离，当说话人希望与对方亲近时，他/她的语音特征就会与对方趋于一致，反之，当说话人希望疏远对方或为了保持自己独有的话语风格时，他/她的语音特征就会与对方拉开距离。
由此可见，两种理论并非互斥，而是互补。但以上理论的证据主要来自母语使用，鲜有对外语使用的语音协同进行调查。
我们基于理论与初步实证证据推理：外语语音协同可能受到两类因素影响——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前者包括外语水平、目标音特征（如元音特征），后者包括学习者对母语者声音的好感度等。为了获得直接的实证证据，我们开展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
1）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接触英语母语者的话语后是否产生语音协同？
2）趋同变化的程度是否受宏观和微观外语水平影响？
3）趋同变化的程度是否受元音类型的影响？
4）趋同变化的程度是否受学习者对母语者声音好感度的影响？
受试为29名国内某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均为女性）自愿参加了本实验。材料为英语单音节的中低频词，含三个目标元音/I/、/æ/、/ɒ/中的一个，三组词的数量分别是18、20、20个，词频、熟悉度评定上无显著差异。所有实验词由一名母语为英式英语的年轻男性（模范发音人）在专业的隔音实验室录制。
过程：语音协同实验在专业隔音间进行。本研究采用文献中常用的前测—语音接触—后测范式，前后测都是让受试进行词汇命名，分别收集受试在接触母语者发音前和后的发音；语音接触阶段要求受试识别母语者所读的单词。实验流程如下图所示。
语音协同实验结束后，受试需对模范发音人的声音好感度进行评定（5分量表）。另外，受试在平时课堂上完成牛津分班水平测试。
在剔除被试错误或质量不佳的发音后，对有效音频进行元音标注，采用Praat提取目标元音中点的F1和F2（第一共振峰、第二共振峰）。对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受试在前测时的发音和模范发音的欧式距离（前测距离），在后测时的发音和模范发音的欧式距离（后测距离）（注：欧式距离即Euclidean distance，是指两点在其所构成的二维空间之间的距离，在此指F1和F2构成的空间距离，普遍用于计算元音的声学距离）。结果如下图：
我们采用软件R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建模，采用 lmerTest 包计算 p 值。因变量为欧式距离，固定变量为测试阶段（前测、后测），随机变量为受试、单词（截距）。结果显示后测距离小于前测距离，这说明受试在后测时的发音比前测时更接近母语者，发生了语音协同。
接着探索语音协同变化的程度受什么影响。协同程度由前测距离减去后测距离所得的距离差来表示，数值越大，变化程度越大（Nielsen 2011；Babel 2012）。以距离差为因变量进行建模，最终构建出最优模型得出结果：前测距离、元音类型主效应显著，/ɒ/的前后测距离变化小于/æ/和/I/；前测距离和和元音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如下图所示——/ ɒ/的发音前测距离影响最大，/æ/次之，元音/I/影响最小。
牛津水平测试分数和好感度评分对距离差无显著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短暂接触英语本族语者的发音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单音发音在声学指标上就已经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发音趋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是听词选择、非跟读的任务作为受试接触母语发音的方式，在该条件下观察到的趋同可以说明语音协同是相对稳定、强大的效应。这个发现对于语音教学有启示意义——即使是无意接触模范发音仍有助于提高语音发音的地道性。
前测距离、元音类型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说明两点：首先，外语产出中语音趋同变化的程度与微观的语言水平有关，即同外语使用者在接触前与母语者的发音差距有关，差距越大，发生趋同变化的程度越大。其次，语音趋同变化的程度可能与元音本身习得的难度有关。三个元音中/I/的前测距离最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I/是三个元音中最难习得的音。对于难度较大的音，更多的接触可能有利于提升趋同效率。
除了语言因素，本研究还考察了非语言因素——好感度的预测作用，发现受试对母语者声音的好感度并不能显著预测语音趋同的程度。这与文献中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文献表明，好感度对女性受试的影响似乎比男性更大。但由于这些研究将受试、模范发音人的性别都作为因素加入分析，而本研究中只观察了女性受试，难以与文献的发现做直接比较。
本研究结果发现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对外语产出中的语音协同有不同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对解释语音协同的理论带来了新的启示。以 Goldinger（1998）和 Pickering & Garrod（2004，2013）为代表的认知加工理论似乎默认互相交流的双方都会进行语音协同；而以 Giles 等人为代表提出的交际适应理论（Giles et al. 1991；Shepard et al. 2011）强调了非语言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但证据基本上来源于母语实证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基本上不直接检验接触前语音距离对协同的影响。本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些空白，细化了认知加工与社会心理理论如何互补的其中一个可能——语言因素似乎比非语言因素的作用更加凸显，这一方面说明（微观）语言水平对外语语音协同有主要的制约作用，也许外语使用者还较少利用非语言因素线索；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经历或测试环境有关。
林洁绚、 陈小聪、蔡任栋、严恒斌(2020). 外语产出中的语音协同及影响因素. 外语教学与研究, 52(2), 237–248.
